文／卢 毅诚金资产
1937年的国共合作，原本就是一种在特殊环境下加速促成的。然而两党之间隔阂已久，实际上还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国民党必欲保持其一党独裁，而共产党又决心不受其约束，确保自身独立发展的态势下，这种矛盾遂更难解决。因此，国共双方合作刚刚开始，一系列的分歧便很快出现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蒋介石在抗战初期曾提出过将国共两党合并成一个大党的设想。围绕这一主张，国共双方进行了多次谈判，但终因对合并后组织形式的理解存在重大差异，未能谈拢。于是，国共继续维持着党外合作的方式，直至抗日战争结束。
从“国民革命同盟会”到“三民主义青年团”
早在1937年2月10日，为了促进国共合作，中共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等四项政治承诺。毫无疑问，这是中共的重大让步。然而国民党历来以“正统”自居，故视中共行为为“输诚”，急欲借此机会彻底取消共产党。5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就曾写道：“对共党应使其取消名称与改编组织，如此则拟积极指导，否则不许其公开。”为了达到此目的，他提出了将国共两党合并成一个大党的设想。5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建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并要求加入者“先取消原有党籍，重填盟约、誓书”。
在6月的庐山谈判中，蒋介石向周恩来提议：一、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目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讨论决定。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正式向中共表达了合并两党的意图。
6月下旬，当复兴社干将贺衷寒提出“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这个新名称后，蒋介石觉得甚合心意，决定以之取代“国民革命同盟会”，作为新党的称号。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的何廉后来回忆：“1937年暮春，我第一次听人说起委员长打算在国民党内再组织一个党。夏天，一个朋友告诉我，委员长真的打算组织这样一个政党，并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他还说：“（1937年）8月的一个雨天，我被召到委员长的军校官邸去见他。当我走进他的会客室时，发现陈立夫、吴鼎昌、何应钦、康泽等人也在场。委员长在这个正式会议上首次宣布，他将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并说他宣布这些不是为了听取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而只是通知我们。”
对蒋介石这一提议，中共最初曾给予积极回应，同意成立包括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在内的“统一的民族联盟（或党）”，并推举蒋介石为领袖。不过中共始终注重在合作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早在1937年2月24日，周恩来就曾致电张闻天、毛泽东，提出自己拟定的与国民党谈判的五项原则性方针，其中一、二两条涉及两党的组织合作问题：“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唯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次日，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同意。同年6月，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国共《两党关系调整方案》时又提出：国民革命同盟会可负责调整两党关系，决定两党共同行动事项，但不能干涉两党内部事务。两党均须遵守共同纲领，但两党又均保留各自的组织独立性及政治批评和讨论的自由权。显而易见，这些条件与蒋介石的期望相去甚远。于是，国共两党合并一事暂告搁浅。
“两党关系委员会”的成立及争吵
1937年11月底诚金资产，王明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指示。在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改变此前对国民党过于防范的一些做法，争取与国民党尽快取得相互间的真正谅解与合作。在与蒋介石谈判的问题上，会议明确主张在边区名称及长官人选方面作出让步，同时允许派联络参谋，不拒绝国民党派团参观边区。这一政策变化当然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因此他接连发出邀请，请王明前来晤谈。12月21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人在武汉与蒋介石见面。在会谈中，中共代表分别提出了一些国共合作的具体建议。对此，蒋介石表示：“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外敌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最后，他希望今后中共代表能就两党关系与陈立夫“共商一切”。
12月26日，经蒋介石的同意，国共两党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起草一个大家可以共同遵守的政治纲领。但实际上，国民党对这个共同纲领并没有多大兴趣。所以，两党代表很快在“两党关系委员会”中发生争吵，国民党代表甚至当场批评八路军不贯彻中央军令，要求中共将军队交给中央，中共重要的领导人应离开军队到中央来服务，八路军应与中央军交换干部，应分散使用八路军等。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利用《扫荡报》等报刊开始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的主张，并含沙射影地指责共产党妨碍和破坏国家统一。面对这种宣传攻势，连力主与国民党缓和关系的王明也认为不得不作出反应，遂以毛泽东的个人名义发表了答记者问，公开表明了中共的不同立场。
这一时期，蒋介石合并国共两党的设想亦再度受挫。1938年1月30日，他在日记中曾有决定“容纳各派组成大党”的记述。2月初，他又命邵力子与周恩来商谈，催促中共并入国民党。很快，蒋介石得知共产党不赞成此议，不得不在2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此事宜缓处”。
蒋介石说“国民党的名义亦可以取消”
在合并两党设想两度受挫后，蒋介石并未气馁。1938年2月10日，他在会见周恩来时再次声称，为了“集中力量来应付当前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战”，国民党“竭诚盼望各党各派能够合而为一，并且为实现这个举国一致的新党起见，虽具有光荣悠久历史的国民党的名义亦可以取消”。他还说：“国共两党应即消泯一切形迹，确实做到团结一致”，“我始终认定我们要对外战胜，要革命成功，就只能有一个党，一个团体”。
对蒋介石的这一建议，周恩来立即毫不含糊地答复：“与其两党合并，无形中不免酝酿摩擦，不如两党各仍其旧。”他建议，由蒋提出一个共同纲领，促使两党联合，以达到统一两党行动、团结两党精神的目的。蒋介石对此表示可以详加研究，要周恩来与陈立夫等进一步商谈。在随后周恩来与陈立夫的谈话中，鉴于周恩来坚持不能取消共产党的立场，陈立夫重新提出在两党外组织共同加入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办法。因为事关重大，周恩来当日即将会见情况报告延安，认为蒋介石“一党思想仍旧，但目前并无强制执行意”。
对蒋介石这种不惜取消国民党之名，必欲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新的大党的强烈愿望，延安方面给予了极大重视。1938年2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请示共产国际：“最近，国民党不止一次地尽管是非正式地提出中国统一党的问题。据一些消息说，近期国民党将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中国统一党问题。目前国内存在不同的观点：一些人主张解散除国民党以外的所有政党。另一些人主张解散所有的政党，即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政党，重新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党。再一些人则主张建立各党派的全国联盟，即各党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加入一个共同的组织，但各党仍保留自己原有的组织。当然，我们不能同意前两种观点。考虑到人民群众要求把全国各种力量联合起来的呼声日益高涨，请你们就把中国各党派联合起来的第三种方法作出指示。我们可否同意将各党派联合起来的这种方法？请于近期给我们指示，最好在这个月……否则国民党全会向我们提出这种问题时，我们将难以作出明确的原则性答复。”但直至3月23日，共产国际才对此作出答复：“我们认为，争取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组织在抗日民主纲领基础上建立与共产国际没有联系的民族解放联盟是合适的。”
在接到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之前，1938年2月底至3月初，中共中央就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关系的解决办法。与会者一致认为，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的唯一正确办法，是“建立一种包括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这种联盟建立的基本原则应有下列三点：“（一）各党各派各团体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行动共同遵守方针；（二）由各方代表组成一自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的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整各党派各团体间的关系；（三）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至于统一战线的组织方式，或采取各党派各团体选派代表组织的方式，或恢复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式，或拟订其他的办法和方式，“只要于团结抗战有利，中国共产党均愿与国民党及其他一切抗日党派诸同志共同计议和执行”。3月24日，王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送呈《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时，正式向国民党提出了这一设想。
不难看出，中共此时所主张的民族革命联盟，旨在协调党派关系诚金资产，各党派仍保留其独立地位，这与国民党企图将国共两党“合为一体”的组织形式，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于是，蒋介石原拟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完成国共两党合并的计划未能如愿。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曾回忆：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之前后，尚有一事宜补记者，即蒋公对于党派问题之态度……蒋公之理想，以为与其用政权力量抑制其他党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融合其他党派于一个信仰——三民主义与一个组织之下，其为国家前途而努力。简言之，即化多党为一党……顾犹虑其他党派以合并为嫌，不能使其党徒谅解，因之主张苟各党能赞成合并，则中国国民党可更改党名，或酌改组织，以泯吞并或降服之嫌猜。此种意见，于会前曾向各党派负责人坦白说明之，中国青年党表示可接受，国家社会党允可考虑，独中共负责人秦邦宪、王明等坚决拒绝，谓合作可，合并则不可，此议遂寝”。
中共态度转向积极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未能实现合并各党的夙愿，蒋介石自然心有不甘。因此，他在会上一再强调：“我们是当政的唯一大党”，“不仅共产党要尊重本党，服从领导，国内现存一切党派都必然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仍然倾向于吞并。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国民党一方面宣布组织国民参政会，吸收各方面人士参政议政；另一方面则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试图以此达到争夺青年乃至消融各党之目的。
由于对国民党上述意图不了解，以及将三青团视为一个新的民族革命联盟，中共中央对它的成立一度表示欢迎，“准备赞成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主张”，力图“使三民主义青年团实质上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盟”，并“经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去改造国民党”。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对国民党一切口头上要做的好东西，如扩大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都应该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使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与国民党中一切进步分子，看到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他还公开表示，国共两党要想精诚合作，确实应当设法统一起来，“两个不同的政党要统一起来就要有一个桥梁，组织一个共同的委员会，或者另外组织一个党，国共两党都参加进去，作为统一战线的上层组织”。不过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没有忽视中共在组织上的独立性。他不断提醒党内：“统一战线是相对的，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而毛泽东理解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凡接受本团宗旨之青年，不分性别、阶级、职业、民族、信仰皆得为本团团员，团体会员亦可加入，但各团体除执行青年团的各项决议决定外，仍应保持其本身的组织”。
事实上，蒋介石之所以想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就是为了统一青年组织，与中共争夺青年，进而吞并共产党。其内定的“组织训练要旨”明确规定：本团是在国民党领导之下，以三民主义为皈依，凡加入本团者“必须脱离其原有的党派组织关系”。随后公布的团章也特别强调团员“不得加入其他任何党派”，“不得发表有背本团宗旨之政治主张”和“不得在本团内有任何小组织”。由此可见，中共要求允许团体会员加入，并允许保持各自组织的独立，是与蒋介石组建三青团的初衷完全相悖的。
此后由于国共摩擦增多，两党相处日益困难。为了保证与国民党的长期合作，中共中央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再次重申了加强两党组织上合作的极端必要性。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了保证长期合作，还要解决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没有这种统一的共同的组织，不利于团结抗日，更不利于长期合作。因此，各党应该认真研究，找到一种最适合于长期合作的统一的共同的组织形式。”为此，他设想了三种合作形式：一是把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持其独立性；二是各党派共同组织民族联盟，拥戴蒋介石做这个联盟的最高领袖，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级共同委员会，为执行共同纲领处理共同事务而努力；三是现在的办法，没有成文，不要固定，遇事协商，解决两党有关之问题。在这三种形式中，毛泽东认为第一种办法最好，而第三种方式“太不密切，许多问题不能恰当地及时地得到解决”，“对于长期合作是不利的”。
10月1日，周恩来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尚未结束之际就急忙返回武汉，向蒋介石转达了中共中央的上述提议，并提出四点具体意见：（一）停止两党斗争。（二）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或令其一部分先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三）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分子一律加入三青团。（四）以上参加者均保留其党籍。14日，蒋介石约周恩来谈话，表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问题，须由国民党中常会讨论，不过三青团可修改章程允许中共党员参加，只待进一步研究后即可考虑实行。两党的进一步合作，似乎由此有了转机。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又作出决议：“中国共产党认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这种“两党合作组织形式的适当解决，对于亲密两党关系保证两党长期合作有极重大的意义”。
谈判最终破裂
就在中共态度转向积极、同意党内合作之时，蒋介石却通过阅读中共《党的建设》等图书，充分认识到共产党在组织、纪律等方面的优越性，加上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引起许多纠纷心有余悸，他逐渐改变了想法，重新回到反对跨党的主张。1938年12月6日，蒋介石在桂林向周恩来表示：跨党大家不赞成，中共既信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加倍发展。如果同意，他拟到西北后约毛泽东面谈。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
周恩来当即回答：中国共产党信仰三民主义，不仅因其为抗战的出路，而且为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国民党则必不都如此想，故国共终究是两党。跨党是为了取得互信，但我们也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采取他法。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而且做不通的。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仰，于国民党也有害而无益，从而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
12日，蒋介石在重庆又约周恩来、王明等人谈话，态度更趋强硬。他说：“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也不心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对此，王明等表示：“一个组织办法做不到，如跨党办法做不到，则可采取我们提议的其他方式合作。”但蒋介石表示：“其他方式均无用。”
1939年1月20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再次提出统一两党问题。周恩来明确表示“不可能”，但蒋介石仍要周恩来请示中共中央，希望能在其给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电文中有具体让步。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于1月24日给蒋介石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发了一个公开贺电，25日又发出一封经周恩来转交蒋介石的密电，明确表示：“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诚意地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至此，蒋介石企图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新的大党的计划，已完全落空。
综上所述，蒋介石在抗战初期便已出于猜忌，主张将国共两党合并成一个大党，力求置共产党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中共为了长期合作，对此主张一度给予了积极回应。对此，毛泽东在1945年曾总结道：“我们曾经设想过改造国民党，这件事似曾犯过错误，就是说这个估计不确当。”但几个回合谈判下来，双方分歧逐渐显露：一方注重吞并、拒绝跨党，一方强调联合、坚持不放弃自身独立性。最后鉴于蒋介石的强硬态度，中共中央不得不彻底放弃在组织方面进一步密切两党关系的设想。这次谈判虽然无果而终，但充分展示了中共的诚意，同时又抵制了蒋介石的吞并图谋，维持了国共两党继续党外合作的局面。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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